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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员心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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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衣食住行


刘艳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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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真的要盘点一下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沧桑巨变,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如我,也许只能把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——衣食住行的变化,略谈一二。

最痛苦的记忆,是行!

1978年改革开放,我们村里出了个大学生。1982年我追随他的脚步,考到了县城的重点高中,但是,从家到县城这一百来里的大客车路程着实让我吃尽了苦头。车破,稀里哗啦地响,路破,坐车如乘船。还每天只有一趟车,因为人多,所有的东西都要爬上车顶绑在行李架上。车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,站着睡觉绝对不会摔倒,一旦你抬起了脚就不会再有机会落下,所以,不管把你挤成多少度的倾斜,也只能顺其自然。空调自然是没有的,夏天挤得浑身湿透再正常不过了,车里的嘈杂和气味就更不用说。因拥挤吵架是常态,更有调皮捣蛋的会喊:“别挤啦,再挤我就成照片啦!”人们当然不会在乎谁成不成照片,因为只有挤上这趟车,才不耽误事。逢年过节,更是经常有人坐不上车,甚至有人提议,能不能让我坐行李架上。门口挤不动,车窗经常成为另外的车门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的几年,记得很清楚的是,我带着三四岁的儿子回老家的时候,儿子就是别人从窗户接进去再送出了的。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地点距家火车里程也就六百多公里,坐火车得一天一夜,中途还得换车。再加上汽车路程,回一趟家要换三次车坐两天一夜。如今,高速公路开通,距离缩短,出租拼车,五个小时到家,绿皮火车只留存在记忆里了。如今,我离家在几千里之外,坐船坐动车拼出租,一天一夜也就到家了,还全程舒舒服服的。想想那时候的回家之路,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

再说吃。说实话,我是被“吃”刺激得想成为城里人的。

我四五岁的时候,曾经因为吃了生产队分的老母猪肉而引起了耳朵发炎。赤脚医生处理不了了,让我到镇上的医院去看。镇医院的医生说需要手术,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手术,但听得出大概要动刀子,我怕疼,死活不手术,父亲拗不过我,只好不手术,开了点大黄药片的牛黄解毒片就出来了。因为是我抗拒手术才开的药,自己知道理亏,不喝水都能吞下去大药片子。父亲心疼我,领我到小饭店喝水,也到中午了,镇上离家十八里地,下午还要走回去,就在小饭店吃了顿饭。吃的什么主食不记得了,大约也是家里能吃到的东西,就记得那碗小白菜汤了。那是我从来没吃到过的美味。现在想想,也许就是人家油放的多点,再加上调料多点,反正那时候觉得好吃的不得了。回家就让母亲做小白菜汤,但是母亲做的不好吃。让我对饭店的菜刻骨铭心地惦记着。也想着将来到城里,天天喝小白菜汤。小孩子不懂,以为镇上就是城里了。

等到我到县城上高中,却在吃上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痛苦。家里到粮库卖了我的口粮换成粮票后给我带到学校,每天的口粮是定量的,一周能吃上一顿细粮(大米或者白面),其他时间都是玉米、高粱米及其加工品,菜基本是汤,能飘上点儿油珠儿就是好菜了。有时候几个土豆一勺面酱就是一顿饭,我们常常是刚吃完这顿就在盼那顿,打饭时盯着大婶们的勺子,而那勺子经常是端不稳的,所以,到了我们饭盒里总是少之又少,男生边走边吃,没等到教室,饭盒都顺便在水房涮出来了。我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,后来母亲就夏天送发面饼、冬天炒玉米豆给我垫饥。发面饼夏天经常发霉,玉米豆冬天经常吸潮发艮,但也都进了我辘辘的饥肠,强大的胃酸把他们化成了我的生命。

八四年上了大学就好多了,大约经济情况也好转了一些,更主要的是到了大学我就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了,到期末吃不完,还能用饭票领粮食。粗粮票能跟老师换成细粮票,买了面粉带回家。我就曾经在一个寒假带了一袋面粉回家,换了两次车,我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带着一袋面粉辗转十几个小时,那动力都是“吃”带来的。因为农村还不能想吃面粉就能吃得上。过年就用得上我这袋面粉了。

如今,即使是老家,主食都是大米白面,玉米面也是当“细粮”吃了。连鸡鸭都是随时有玉米吃。

现在的学生,吃饭还得提倡“光盘行动”,我们那时候你想不光盘那也得有能剩下的饭菜啊!

吃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体型的变化,现在胖子真是满街走了。也直接带来了审美的颠覆,人们不再以胖为美了。同事说她姥姥九十多岁了,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儿还是夸人家“你又胖了”,结果人家都不爱听。同事偷偷告诉姥姥说,现在夸人都要说你又瘦了,姥姥睁大了眼睛,半天不明白。同事只好说,现在都以瘦为美,说谁瘦了才是夸人家。姥姥似懂未懂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,到处都是吃出来的毛病,“三高”、肥胖、心脑血管病等,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治疗,其实,只要是饿上一年,保证啥毛病都没了。

再说穿。

我小的时候衣服都是老大穿小了老二接着穿。我是老大,常常穿新衣服,妹妹则大多时候是穿我换下的。我刚上学那年的过年,母亲给我做了件紫色底子黑色梅花的衣服,我穿着到处显摆。邻居就逗妹妹说,你妈偏心你姐,净给你姐做新衣服,都给你穿旧的。妹妹回家就跟母亲要新衣服。母亲不答应,妹妹就边哭边用指甲挠刚用书本纸糊好的土墙,把那一面墙挠得稀烂。母亲实在没办法了,只好让父亲大年三十去供销社买了一块黄黑格子的布,给妹妹缝了一件便服褂子,妹妹才破涕为笑。?

那时候,衣服经常是打补丁的,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,冬天做了件新棉袄,先要用碎布把外面都缝上,等到过年了再拆下来,过年就有了件新新的旧棉袄了。衣服袖口、领子、胳膊肘都补过不止一遍,裤子自然是补膝盖。母亲要去生产队挣工分,我就自己补,我连袜子的脚背部分都补过。袜腰破了,总是走着走着袜子就缩到了鞋里,我便给袜子也钉了一个扣鼻子,再钉个扣子扣上。一直很多年我都为自己这个发明沾沾自喜。

上高中的时候涤纶衣服开始流行到我们那里。一件涤纶衣服是棉布衣服的三四倍价格,但因为颜色鲜艳而备受青睐。我的一件红色的涤纶上衣,穿了好几年还有不错的回头率。那是我穿过的第一件成衣,其他的衣服都是母亲用缝纫机踩出来的。我家是村里仅有的有缝纫机的人家,一到过年,我都得帮母亲替乡亲们做衣服。

曾经有一条湖绿色的裤子被我小姨看上了,她就想拿走,我就不给,因此得罪了大我八岁的小姨,至今我都没见过小姨夫长啥样。我工作了以后,总是给母亲买衣服,母亲大概不知道我心里的愧疚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母亲买过一块黑白格子的布料,准备做一件外套,被我看中了,非得要,母亲就给我做了。那是我记忆中母亲唯一的一次给自己买布料,还被我抢去了。现在,母亲的衣服装了一柜子,每次我要回家都嘱咐,再别买衣服了,下辈子都穿不完了。

现在,谁家的衣服也是成堆的,都得提倡“断、舍、离”。定期清衣柜,要不真的装不下了。前些年还有老家的亲戚要旧衣服,现在人家也只穿新衣服了,旧衣服只能送到小区门口的回收箱,回收完了做什么用了,也从来没有关心过。

住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,虽然现在都在吆喝买不起房子,但毕竟是想买的,而且大多数人都买了,不管是贷款还是全款。而那时候农村土坯房、城市筒子楼是标配。一家三代挤在一起的比比皆是。我家也是两间土房,一铺小炕上睡我们一家七口人。被子没有那么多,都是母亲跟妹妹睡一床,我跟父亲睡一床,等后来弟弟妹妹多了,就是两个大孩子睡一床,小孩子还是跟父母一起睡。炕虽小,也睡得下。照明主要是煤油,后来是蜡烛,电不是总有,一般是过年的时候给送电,但电压低,灯泡都是红的,自然也是昏沉沉的光。连我上学的县重点中学的教室都是平房,都是昏沉沉的电灯,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散光的。

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,这个梦想在大学里实现了前两项,用上了日光灯,住上了宿舍楼。工作后则都是住楼房了,办公室和家都是楼,但是电话只有单位才有,打个长途得等几个小时,大部分急事还是用电报。家庭电话则是1993年才安装上的座机,还要交高额的安装费。但毕竟已经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。

现在,住平房的反而是极少数,买蜡烛只留在记忆里,连我这工薪层的家里也是空调、暖气一样不少,装修得跟大宾馆似的。周围的人,有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子的不在少数,吆喝房价太高买不起的,除了刚入职的年轻人,就是想改善住房条件的,真的没见过谁住在风雨飘摇的房子里,连我农村的老家都没有土房了,弟弟家的牛都住得比我当年住的房子好,都是砖瓦房。

我的一切所见所感,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村人变迁之路的缩影,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潮中的一滴水所映出的光辉。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:“都说国很大,其实一个家。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”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康,就是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。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,还真不好说呢!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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